白鹿原上的平凡的世界
白鹿原以东，北石村的六零后漂亮姑娘高春花，嫁给了五零后帅气小伙陈建秋。
他大她一岁，是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念书，是从上初中的时候，在学校“批林批孔”文艺宣传队时就有好感，高中毕业后终成眷属。这是两个特殊时期的牺牲品，却又是当时被人们盛赞为一桩十分般配的幸福婚姻。
高春花，一米六五的个子，人长得很漂亮。白皙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水汪汪的，会说话的眼睛。高挑的身材，透射出美丽四射的青春气质。一条乌黑冗长的辫子就像孔雀的尾巴，托在他那丰满而高高翘起的屁股蛋儿上，那优美的造型，使人想起了电影《知音》里的女主人公“小凤仙”。
陈建秋，阳光帅气，多才多艺，是学校里许多女生追捧的文体明星和崇拜偶像。尤其还写的一手好字。因此，当他俩走向婚姻殿堂的那一天，前来祝贺的同学无形中格外的多。当两位新人跳下婚车——村上唯一一台手扶拖拉机时，所有的嘉宾都投去了称赞和羡慕的目光。
然而，就是这被认为是天造一对，地造一双的佳偶丽人，却不知是生不逢时，还是命运不济，注定了在接下来的生活之路上，却总是充满了坎坷与磨难。
用他们那一代人的话说，就是“一切的瞎瞎事情都让她们赶上了。”
1
一九六九年前后，正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陈建秋和高春花先后步入了离家不远的同一所小学。在此之后的五年里，随着反潮流英雄黄帅和白卷英雄张铁生先进典型的先后涌现，和其他更多的人一样，陈建秋和高春花很快便成了“知识无用论”殉葬和牺牲品。
匆匆几年，滚滚的革命浪涛便迅速的，把这两个天真无邪的童男女推向了属于他们的青少年时代。
自从踏入中学之门开始，就几乎锁定了，这对年轻男女未来艰难人生的到来。
陈建秋文体方面出众，字又写得好。因此，他便成了配合革命运动各种文艺演出的主要组织者和骨干演员。其次，他还被班主任指定为大字报的起草人和抄写人。包揽了整个年级每天大字报的更新换代任务。
这天早上，班主任很郑重地告诉他，所有的各科作业，他有权不去做，只是每天到校后，就直接去政治处领来半尺厚的旧报纸和笔墨，先是写好文稿，经过政治处领导审核后，用毛笔在报纸上抄写出来。然后交由各班主任拿去班里，让每个同学在落款处，签上自己的名字。最终指定几名学生，以班为单位，各自用浆糊贴在学校操场的围墙上。
那年月，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里，都会看到日日更新的，贴满诺大操场围墙，透射着强烈批判味道的诗词和文章。
而对于高春花来说，因为人长得青春靓丽，嗓子也不错，自然是红卫兵宣传队的骨干成员了。两年的初中生活，（那时，初中为两年制）虽然没能学到文化课知识，却收获了好多的演出剧照，交替不断出现在校园的橱窗里。
那些年，学校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不知采纳了哪位高人的意见，把所有的在校生分成两批，每周一三五和二四六分别组织甲乙两组学生开荒种地，把收获的粮食交给粮站，然后再把换来的收入投入到社会运动中去。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陈建秋和高春花又渡过了自己的初中时段，最终被推荐上了高中。
2
一九七七年，国家终于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制度。
而那时的陈建秋和高春花已经分别是高二和高三年级了。多年的知识无用论教育理念，早已造就了他俩那一贫如洗的文化基础，也注定了在高考中的灭亡与溃败。那年，他们又一次和绝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毫无悬念的踏入了农村这所广阔的社会大学。
不觉间，时间已经来到了一九八二年。二十二三岁的陈建秋和高春花，通过关系在派出所改大了年龄，顺利领到了结婚证。而正当两个年轻人满怀幸福憧憬，准备信心十足地踏入成人生活之路的时候，却又碰上了如火如荼的计划生育运动。
婚后那年年底，夫妻俩迎来了自己的小千金。虽然小两口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却无奈总会招来重男轻女公婆的不满和唠叨。
他们说：做农活，没个男娃拉车子，扛粮食的咋行？同时，这小两口也似乎感觉到，自从他们生了个女儿后，村里的其他人家办个嫁娶的喜事，在让乡党帮忙摆弄嫁妆时，总是有意无意的把他俩这样的半命人隔裂得非常远。
有意思是，如果像他们这样只有女孩没有男娃的人，要是动了新人的嫁妆，就会给人家带来霉运。因此，迫于多方的压力，陈建秋夫妇俩又无奈的踏上了长达一年的“地下游击队”生活之路。
次年刚开春，他们终于在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的与计生办人员进行持久的周旋之后，在一个亲戚家村子租住的房子里，秘密产下了一对“带把的”双胞胎。
待到孩子过了满月，经过家人的东拼西借，总算凑齐了一万元，交了罚款，这才高高兴兴的把一家四口风风光光的接回了家。
3
一胎生了俩男娃，家人自然乐坏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母乳严重不足，两个孩子只能靠奶粉喂养，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无疑给陈建秋一家雪上加霜。
那时的农村，土地已经下户，为了家庭生计，陈建秋只能不分黑明的加紧干完自家地里的农活，腾出一切时间去城里的人力市场揽活。
有一下没一下，干一天只能挣到六块钱，地里打下的多余的粮食卖的钱，也只能艰难维持着这样的六口之家。为了减轻儿子的压力，已经六十多岁的老父亲也吩咐老伴，帮儿媳带孩子，自己不顾儿子的阻拦，也毅然决然早出晚归的上起了人市。
经过父子俩没黑没明的苦累，终于在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的基础上，还清了欠下的外债。这时，就在他们觉得可以稍稍的喘口气的时候，建秋的父亲却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腰疼的直不起来——经诊断为老年性骨质退变。虽算不上大病，却需要长期性药物维持。
眼看着，没几天几个孩子又都该入学了。尽管那时的学费倒不是太贵，可如果算上书本杂费，校服费，保险费等等。这对于建秋这样的家庭来说，就又是遇上了一座需要翻越的小山。
好在老天这次还算眷顾，凭着自己的聪明和长期的人市打工积累下的经验，陈建秋在城里的一家南方人建筑工地，揽下了一个专做楼房基础钢筋的技术活，收入也算可观。
当他把第一个月挣下的二百元工资拿回家时，母亲高兴的打发父亲到集市上买了肉和菜，奢侈地做了一桌四菜一汤的席面，用以庆祝。
到了晚上，早早就上了床的媳妇高春花一丝不挂地一把把躺在身旁的丈夫搂在怀里，火热的嘴唇在他的脸颊上幸福的亲吻着……
4
过了年，一眨眼就到了阳春三月。一大早，高春花给孩子弄的吃了早点，在他们去了学校后，自己也拿着锄头去往麦田除草。走在路上，不知怎的，总有一种莫名的烦忧在心口上游荡，似乎感觉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大约十点多钟，有一辆黑色小车从村子方向朝她这边驶来。不一会，车子还真在她家地头停了下来。车门开了，只见村长领着两个城里模样的人向他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模约四十岁左右，圆脸，背头。上身内穿一件白衬衫，外套一件藏蓝色西服。跟在后面的那位年龄稍微要小点，腋下夹着着黑色小包。
见这几个来人离她越来越近了，春花的心中立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不由得身心颤抖着。直到来人还没在自己跟前站稳，就急切的问了句:你们不会是建秋公司的吧？见春花这样问话，他们三人相互吃惊的对视了一下。
片刻，那个背头男人拘谨的抬起双手搓了搓，望着春花说:对，我是建秋公司的副经理，我叫张程天。有个不好的消息，陈建秋同志上午在工地干活时，不甚从搂上跌了下来，医院，医院的。
听完张成程天的话，春花霎时摊坐在了地上。只觉得天旋地转的，豆大的汗粒从额头滚落下来。这一状况也立刻吓得在场的三个人连忙跪在地上扶住高春花。过了许久，高春花才从惊愕中缓过神来，在大伙的搀扶下，艰难的上了那辆车子。
一个月后，建秋出院了。他因为脾脏裂伤，虽然康复出院，但被医生告知再不能干重活了。事后，在多方的协调下，公司给了他两万块钱的抚慰金。由于迫于生活的压力，不久，高春花的女儿便不顾家人的强力阻拦，退学回到了家里，承担起了与父母一块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供给两个弟弟上学的重担。
深夜，面对女儿此举，一直不能入眠的陈建秋夫妇俩深深感到对不住女儿。他俩含着泪，发誓不管再难，再累，都要把正在念高中的两个儿子供给出来。我们已经苦了女儿，绝不能再毁了两个儿子……
5
二零零二年的夏天似乎被任何一个夏天要来的早一些，也热一些。然而，这年的高考，依然不可阻挡的，顶着烈日如期而至了。
经过近二十天的煎熬和等待，邮寄员大哥终于把两份印有大红榜单的信封送到了陈建秋夫妇的手上。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以文理科的高分，被同一所大学所录取。全家人喜出望外的以茶代酒的庆祝着。
可到了夜晚关起门来，面对近两万元的学费，建秋却又犯起了愁。，坐在一旁的妻子看出了丈夫的心思，她不紧不慢的揭开放在床头的箱子，取出一个红布的包袱打了开来。然后又从一件棉衣的袖筒里抽出一个信封，递给建秋说:这是一万二千块钱，是你当年的抚慰金，除了平时精打细算的花了些，其余的都在这了。
接过妻子手上的钱，陈建秋不知是激动还是愧疚，两滴泪珠悄悄的渗出了他的眼眶……
完
五年后，建秋夫妇的大女儿已幸福成家了，丈夫是一个老实吃苦的公交司机，婚后已有一子，日子虽不算红火却也蛮滋润的。
两个儿子也顺利的完成了学业，一个成了某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另一个则因成绩优异，被一家国营企业挖走，目前已是白领了。陈建秋和高春花，在公婆去世后便把家里的承包地流转给了在村子外面办起的一所民办大学，用转让金又贷了些款，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过上了让人羡慕的出租房子的日子。
至此，这对白鹿原上曾经的青年，现在年近花甲的老人，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拼打以后，终于第一次真正等到了迟开的人生之花。
魏林绪，网名：山楂树下。退伍军人，曾在团政治处做新闻工作。期间共在省级以上电台报刊发表过新闻及其他作品多篇。并在报纸和网络上发表了小说《雪夜静悄悄》《七张选票》《瓜农田厚春》以及散文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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